热文俗的组词(俗组词)

《金瓶梅》在语言运用上的特色，其实早在它刚刚问世之际就被发现了。较早透露出《金瓶梅》信息的明代万历年间的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中说：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人刻，无论肤浅鄙理，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鹰作矣。

所谓时作吴语，显然是指补刻的这五回，言下之意大部分原作则非以吴语创作，此理甚明。此外，这段话还告诉我们，《金瓶梅》在语言上的地方特色是很明显的，否则，沈德符不会特地将吴语作为后补的这五回与原作的重要区别。不过，他为我们留下了悬念，既然不是吴语，那是以何种方言而作呢?

（1）山东方言说

《金瓶梅》问世百余年后，陈相在为第一奇书本《金瓶梅》作跋时就发现书中有山东土白。到了近代，黄人确认《金瓶梅》中用的是山东话：

小说固有文俗二，然所谓俗者，另为一种言语，未必尽是方言。至《金瓶梅》始尽用鲁语，《石头记》仿之，而尽用京语。

他不但认为《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而且肯定它是最早以方言进行创作的古代长篇小说。进人现代，郑振铎先生对《金瓶梅》的方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但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其间的。

他在解放后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仍然坚持这个观点：《金瓶梅词话》的欣欣子序云：‘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为今山东峰县，和书中之使用山东土白一点正相合。

昊晗先生也说：《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鲁迅先生也说：还有一件是《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地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

此后，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山东说一直是主流观点。颇耐人寻味的是，鲁、郑、吴都是浙江人，但他们都坚持《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但也应该看到，他们的结论都缺乏具体的求证过程，只能算是阅读后的一种直感。

进入80年代，又有赵景深先生仍坚持山东方言说：这部书绝大部分是山东峰县话，而不是常州话。吴晓铃先生也说:书中大量出现山东方言，至于南方方言，经分析均由《水浒传》转引而来。

而后张远芬先生用力最勤，他在推出《金瓶梅》作者贾三近说的同时，以多篇论文论证《金瓶梅》中的方言是山东峰县方言。他首先承认有些词语如胡博词、走百病儿、没脚蟹、不伏烧埋、鬼胡油等，峰县人并不懂，这样的词约不到200个，在他选出的800个方言词中不到1/4。

但更多的如大滑答子货、咭溜格刺儿、涎缠、戳无路儿、迷溜摸乱、窗窗磕磕、茧儿、捆混、格地地、猎古调儿等600多个词语，则是峰县人都懂的。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些方言是峰县所独有的，他甚至还挑出十几个词念给峰县邻近的人听，据说他们都听不懂。

此后，陆续有张鸿魁、傅憎享、鲍延毅、王莹、张鹤泉、许进等支持山东方言说。在这种观点的内部也有分歧，有的主张是鲁南话，有的主张是鲁西话。

需要说明的是，持山东方言说者大多并不否认书中也有少量吴语，并认为这些吴语是在传抄、添补、刊刻过程中后加上去的，不为原始抄本所有。

（2）吴语说

比较早提出《金瓶梅》所用语言为昊语者为清末陈蝶仙，他在《蹲边录》中谓：

《金瓶梅》及《隔帘花影》等书有呼‘达达’字样。‘达达’二字，不知所出，友人尝举以问余。余笑曰:此二字盖越谚，今犹习闻之。越人笑骂，尝有‘妈同我达达’之语，是其‘达达’之意，即犹云云’之谓也。

到了四十年代，姚灵犀在他的《瓶外危言》中就也对山东说提出怀疑。他说：

……兹有质疑之处.全书用山东方言，认为北人所作，实不尽然。既叙述山东事，当然用当地土语。京师为四方杂处之地，仕官于京者多能作北方语，山东密迩京师，又水陆必经之路，南人擅北方语者所在多有。《金瓶》之俗语，亦南人所能通晓。为南人所作抑为北人，此可疑者一。

进入80年代，朱星先生重提王世贞作《金瓶梅》的旧说，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也涉及书中的方言问题，认为山东方言说并不准确。他说：

鲁迅先生、郑振铎先生、吴晗都被蒙过了。《金瓶梅》只有潘金莲等人在口角时才多用山东方言。西门庆说话就用北方官话，有的官场客套话还用文言。至于一般叙事，都是用的一般的北方话，即所谓白话文。

山东方言也很复杂，胶东、淄博、济南就有显著差别，因此笼统说山东方言，实是外行话。应该说《金瓶拖》中写妇女对骂用的是清河县方言。他同时还举出一些词语如达达、鸟、戒、倘忽、一答里等，认为这些都是昊方言。

戴不凡先生也明确持吴语说，认为:改定此书之作者当为一吴侬。此可于小说中多用昊语词汇一点见之。所举词语有掇、机子、床、事物、黄汤、挺觉、花黎胡哨、小后生、劳碌、事体等；不过，他也承认有些吴语词如达达、安置、撂、哗哩礴刺等，苏州人并不使用，所以他颇疑为此书润色加工之作者并非苏州一带之吴侬，而是浙江兰溪一带之‘吴侬’。

其后，黄霖在比较了《忠义水浒传》和《金瓶梅词活》的文字异同后指出，《金瓶梅》的作者习惯于吴语。《金瓶梅》的语言相当驳杂，其方言理语并不限于山东一方，几乎遍及中原冀鲁豫以及苏皖之北，甚而晋陕等地，都有相似的语言与音声，中间又时夹昊越之语。他举出的小顽、吃、家火、呆登登、馋劳痞、鸭、不三不四、阴山背后、洋奶、合穿裤、做夜作等，认为似乎都是吴语。

张惠英在《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一文中首先指出有些日常用语，虽然山东话里常用，但河南、河北话里也有，所以这些只能算是北方话通语。如达达、花里胡梢，这咱晚、那咱晚、多咱，扯淡、拾掇、扁食等；她还认为另外的一些日常用语，可能也不是山东话，如库、拔步床(白步床、八步床)、毛司、黄芽菜、肉圆子、卵、厨下、老娘、抹牌、斗牌等。

她还举出的吴语词并不太多：田鸡、常时、丁香、人客、房下、原旧、膀蹄、白煤、下饭、细(盈)。她的结论是：《金瓶梅》的语言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方言，其中，吴方言特别是浙江吴语显得比较集中。我们不妨称之为南北混合的官话。

应该说明的是，所谓吴语说的持论者大多只是证明《金瓶梅》中有昊语，并不认为此书主要是以吴语写成的，这与山东说的观点有所不同。如戴不凡、张惠英都是如此。

除上述几种主要说法，其他还有山西方言说、河北方言说、河南方言说、江淮次方言说、东北方言说、徽州方言说，乃至远至陕西、兰州、内蒙西部、福建、湖南平江、江西临川、云南、伍家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