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只有认识自然，才能有效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谋福利。——弗兰西斯·培根
“知识就是力量”，我记得中学走廊的墙上就有这句名言，落款“培根”。全世界范围内，在被各类学校选中装裱上墙的名人名言中，“知识就是力量”的中选率估计会排名前三，八成高居榜首。
两位培根：一脉相承
培根(Bacon)，是个能唤起食欲的姓氏，英文是“熏猪肉”的意思，培根的祖先会不会是做熏猪肉生意的呢?有这种可能性。可以确认的是，培根家族并没有世世代代靠熏猪肉为生，后代中出了大思想家，还不止一位，有本文男主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以及《奥卡姆的威廉篇》中提到过的方济各修会“三杰”之一的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3)。两位培根都是英国人，他们的思想主张也极为相近。
早在13世纪的英国，罗吉尔·培根就大力倡导科学实验。关于彩虹，亚里士多德认为那是太阳和星星之间的垂直线，塞涅卡称之为神的笛杖。罗吉尔·培根对前辈大咖们的观点不敢苟同，那不过是孩童的幻想，他需要更可靠的依据来证明。他用晶体做实验，折射出七色光，于是得出了与前辈大咖们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彩虹是水汽反射太阳光形成的自然现象。还认为，人类通过实验，还可以掌握制造彩虹的方法。这种标新立异，在中世纪背景下，可不会为天才的罗吉尔迎来赞誉，反而招来了牢狱之灾。
罗吉尔·培根是个不幸的天才，他的不幸在于他有着远超于他所处时代的超前思想，比同时代人更早地认识到实验的重要性和科学的价值。两百年后，他得到了应有的声誉，15世纪成为母校牛津大学的骄傲。
三百年多后，弗兰西斯·培根将罗吉尔·培根的经验主义思想发扬光大，并创立了经验论，成为近代哲学经验论的开山鼻祖。马克思称其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罗素说他是“近代哲学归纳法的创始人和对科学程序进行逻辑组织的先行者。”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出身英国贵族家庭，父亲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掌玺大臣。培根从小接受良好教育，12岁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5岁毕业后到英国驻法国使馆工作，后来回到英国学习法律，获得了律师资格，年纪轻轻就跻身政界，23岁成为议员，做了艾塞克斯伯爵的顾问。此后出任过总检察长，跟父亲一样做过掌玺大臣，57岁出任英格兰大法官，两年后获封圣奥本子爵。
就在一切顺风顺水，处于权力的巅峰之时，培根被牵连进一桩受贿案。据罗素分析，这并不代表培根品行不端，他更大程度上是党争风波和政敌攻击的受害者。但培根仍因此被剥夺了大法官的职位，被判入狱，仕途之路就此终结。
出狱后，培根远离政治，不再为国王服务，转而为真理服务。他埋头科学实验，撰写哲学著作。他发现人类的思想世界一片混乱，要建构一个新的求知体系。他全情地投入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因在一次冷冻实验中受了风寒，他不治身亡，终年65岁。
(弗兰西斯·培根，维基百科)
“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最有力的呐喊，也是近代科学理性冲破宗教矇昧的第一声呐喊。培根主张摒弃繁琐无用的神学证明，强调真正的知识应该从事实经验出发。哲学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只有首先认识自然，才能有效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内涵。
弗兰西斯·培根敲响了召集智者的大钟，一种“解放的感觉……新的命运，在培根思想的触动下，在那一代人中跳动着”，整个欧洲都响应他关于“扩大人类思想帝国边疆”的呼吁。培根的脑海中常浮现这样一幅图景：一艘船穿过海格力斯之柱，驶入未知的海洋。柱上镌刻着他最喜欢的格言——勇往直前，海阔天空!
经验论vs唯理论：都将获得真知视为最高目标
每个时代的哲学家都以追求真理性的知识为己任，只是向度各有不同。古希腊哲学向外，面向客观世界，追寻世界的本原;中世纪哲学向内，聚焦人的主观精神和生存状态。近代哲学关注的既不是纯粹的客观世界，也不是纯粹的主观世界，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是一种本体论，中世纪哲学是一种生存论，近代哲学就是一种认识论。
经验论和唯理论，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前，16-18世纪近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流派。经验论在英国发展，唯理论在欧洲大陆传承。它们几乎同时产生，既相互依存，又针锋相对，最终都陷入了不同的理论困境。然而他们都将获得真理性的知识视为最高目标，都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反叛和超越。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善于以理性论证来反驳他们的论敌。中世纪晚期，一些哲学家已经在考虑如何理解和支配自然。这是件棘手的事。你或许不以为然，这事简单啊，数理化教材里可以找到答案。要知道，数理化教材里的概念和方法多是两百年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中世纪的人们对自然的探索和利用还停留在炼金术和长生不老药的小儿科阶段。
要从信仰氛围浓郁的文化环境中走出来，需要借助某种与信仰相反的力量，这就是怀疑。怀疑，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工具，首先要摧毁旧的形而上学，才能重建新的知识论大厦，正所谓不破不立。无论是以培根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还是以笛卡儿为先导的欧洲大陆“唯理论”，都举起了“怀疑”这把铁榔头，一锤锤砸向经院哲学的铜墙铁壁，砸开了大豁口。
在对形而上学的经院哲学进行怀疑之后，经验论和唯理论都转向了“经验”，以经验为基础寻求新的哲学出发点。不同之处在于，培根的经验论从外在的感觉经验出发，通过人的感官来感受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而笛卡儿的唯理论则从内在的经验出发，即自我反省，包括对内在的心理活动、情感、欲望等进行反省。
这两大学派以怀疑和经验为基础各自建立起哲学体系后，很快分道扬镳。
经验论，走上了运用归纳法获得真知的道路。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整理实验数据，归纳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归纳法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
唯理论，走上了运用演绎法获得真知的道路。与归纳法刚好相反，演绎法从一般的原理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得出具体的结论。演绎法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
经验论在英国崛起与英国的地理位置有关。作为岛国，英国远离欧洲大陆，受经院哲学传统的影响较小。欧洲大陆的人们热衷于形而上学之时，英国人已经在经验领域有所作为，弗兰西斯·培根继承前辈英国经验主义的衣钵，确立了通过经验获得真知的认识论路线后，后继的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也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唯理论肇始于欧洲大陆，那里的哲学家们从经院哲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喜欢建立庞大的哲学体系，习惯于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这导致他们走上了一条与英国人相反的求知道路。
归纳法vs演绎法：都陷入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
英国的经验论强调归纳，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强调演绎，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哲学追求，都将获得真理性的知识视为最高目标。真理性的知识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具有普遍性，放之四海皆准;第二，具有开放性，可以不断拓展更新。
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哲学家们沿着各自的道路走啊走，最终都发现自己陷入到了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之中，无法让自己追求到的知识同时具备以上两个条件。
经验论从感觉经验出发，这一出发点是毋庸置疑。一只乌鸦停在树上，它是黑色的，这是所有感官正常的人都认可的事实。通过观察人们发现，第二只、第三只……第一百只乌鸦都是黑色的，于是运用归纳法人们得出结论：乌鸦是黑色的。
这其中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确定第一百零一只乌鸦是否是黑色的。也许经验论者观察了更多只乌鸦，一千、一万、一百万、一千万……但是，无论再怎么庞大的观察数据n显示乌鸦是黑色的，在理论和逻辑上，n+1也完全有可能不是黑色的。事实上，白乌鸦跟黑天鹅一样，很罕见，但的确存在。
归纳法得出的结论不具备真理性知识的第一个要求，普遍必然性。这就是经验论归纳法遭遇到的理论困境，因为经验是有限的，人的观察是有限的，无法穷尽所有。但它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不断扩展和更新知识内容。
唯理论从公理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建立起自己的知识论体系。公理本身被认定为不证自明的天赋观念，是最普遍、最抽象的原理，如几何学的基本命题。那么，以确凿无疑的公理出发，通过确凿无疑的逻辑演绎，得出的结论也一定是确凿无疑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经典的三段论：大前提，人都会死;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结论，苏格拉底会死。只要前提是正确的，唯理论通过演绎法获得的知识必然是正确的，是具有普遍性的。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如何确定唯理论的前提本身是正确的。唯理论者们回答说，那些前提是天赋的，是不证自明的。这一说法有强词夺理之嫌。比如：大前提，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任何星球都围绕地球转;小前提，太阳是宇宙中的星球;结论，太阳围绕地球转。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由于前提错误，引发的结论错误。在地心说时代，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被当作公理，不证自明。
唯理论还隐含着另一个难题，通过演绎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无法更新拓展出新的内容，因为结论已经包含在了前提之中，无法拓展和更新。也就是说，唯理论获得的知识不具备真理性知识的第二个要求，开放性。
可见，经验论的起点没问题，但通过归纳法得出的结论不具备普遍必然性;唯理论的推演方法没问题，可以得出普遍必然的结论，但却建立在可疑的独断论起点之上，而且无法获得新的知识。
《新工具》：归纳-演绎
《新工具》是弗兰西斯·培根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出版于1620年，表面上看针对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而事实上，他认为以前的理论研究方法和基础都是错误的，自然无法获得有效的结果。尽管这种态度太过独断，但他的确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雄心勃勃的伟大事业。培根强调必须重新开始，用一种新工具来研究和探索事物，发现真理。
其实，跟亚里士多德一样，培根也重视理性。作为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提出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但他并不否认理性在获得真知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批判单纯依靠感觉经验的实验家和单纯依靠推理的推论家：“实验家如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如蜘蛛，用自己的身体来编织蜘蛛网。”他推崇经验与理性的结合，获得实验资料后，还要运用理性对其进行加工和分析，以揭示规律性的知识：“蜜蜂采用折中之道：在田中庭院里采集鲜花原料，用自身力量来改变和消化所采集的材料。”
如何像蜜蜂那样，将经验与理性结合起来运用，获得新的知识呢?培根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单纯归纳法，也不同于单纯演绎法的“归纳-演绎法”。
归纳-演绎法，简言之，从经验出发观察客观世界，归纳获得的经验知识形成假说，再从这个假说出发演绎出某个命题，再通过观察进一步检验这个命题，最终获得一个开放性的结论。
归纳法：观察→归纳→结论
演绎法：公理→演绎→结论
归纳-演绎法：观察→归纳→假说→演绎→命题→观察→开放性的结论
“归纳-演绎法”获得的结论是开放性的，研究过程可以是一个无止境的螺旋。它有可能在未来的观察中被证实，或被证伪。如果眼下仍没有被证伪，我们就接受它的正确性，直至相反的证据出现;如果被证伪，那就抛弃它或完善它。若要完善它，则又可以开启新一轮归纳-演绎法的探索。就这样，向真理性的知识步步靠近。
通过“归纳-演绎法”，弗兰西斯·培根天才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了一起。运用这种动态的求知方法，人们获得了新的知识，不仅有效地帮助人类改善生活，还描绘出了一幅积极进步的历史发展图景。
除了《新工具》，培根还有一本书名叫《新大西岛》，这是一本当时的科幻小说，描绘了借助新工具，人类将要生活于其中的新社会，里面的很多大胆设想早已成为现实，如植物的嫁接、高倍望远镜、精密显微镜、水下航行的船只、远程攻击性武器等。
培根的新大西岛，不同于柏拉图静态的理想国，他设想的新社会中的人们运用自然科学发展技术，支配自然，创造美好生活。新大西岛颠覆了人只能在来生获得拯救的信仰核心。要改变人的生存状态，获得好的生活，不在来世，就在此生。历史的核心不再是神的恩典拯救，而是人的自我救赎。
四幻象学说：直指迷信与偏见
创造美好生活，需要靠人类自己努力追求，发现真知，运用真知。培根坚持认为，只要使用正确的方法，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知。也就是说，探求真知不再专属于某个天才群体，如哲学家、科学家。这个主张成为科学平等主义的基本立场，为未来人类寻求政治平等开辟了道路。
这不单纯是一句政治口号，培根给出了具体而有针对性的行动方案。首先，需要破除人性中的各种迷信和偏见。他发现：“迷信和神学的混合物对哲学的腐化……流毒甚广，危害巨大。”正是各种迷信和偏见搅乱了人们的心灵，阻碍人们获得真知。他将其归纳为“四幻象”，分别是：“部族幻象”“洞穴幻象”“市场幻象”“剧场幻象”。
部族幻象，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植根于人类部族或种族之中。人类在认识自然界中事物的时候，不是以客观事物本身为尺度，而是以自己的主观感觉和成见为尺度，从而掺杂着许多主观成分。这让人联想到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如今我们常说的“人类中心论”。培根认为，这使人类固化了自己的思维模式：“人类理解力犹如一块凹凸镜面，由于融入了自己的特性，无法正常接收光线，从而扭曲了事物的本质，改变了事物的本色。”(《新工具》)
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中讲过一个故事可以为培根的部族幻象做个注脚：为除鼠患养猫的一位和善老奶奶在田鼠的眼中必定和一个养老虎的巫婆一样可憎，在“田鼠安全联盟大会”上，她会被奋力声讨。
洞穴幻象，是指个体因素导致的假象。培根借鉴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洞穴，也就是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生活环境、社会交往、受教育程度等，从而一个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看世界，世界就会被扭曲，形成自己的认知偏见。他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解释说：“人们都是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追求科学，而不是公共的大天地。”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坐井观天”。
一百年后，康德在提出革命性的先验哲学时，也许受到“洞穴幻象”的启发。康德认为，所有知识始于经验，这毋庸置疑。但与此同时，所有知识都是由主体赋予形式，就好像不同的人戴着不同的眼镜看到不同的世界一样。
市场幻象，是人们通过彼此交往和彼此联系形成的，犹如在市场上交换商品做买卖。由于交往要通过言语，而语言在使用和理解过程中常常出现偏差，就会造成理解障碍，甚至混淆试听，将人们引入歧途，引入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聊的空想之中。市场幻象不仅针对人们的日常交往，还针对经院哲学对概念的滥用混淆人的思维。
剧场幻象，更明确地针对经院哲学的各种教条和某些错误的论证方法。培根认为，这些教条和方法已经渗透人心。而一切对所谓的权威、教条和传统哲学体系的盲目崇信，就好像我们盲目崇信舞台上上演的戏剧一样。请不要忘记，那只不过是演戏而已，“是按照虚幻的舞台布景样式创造出来的世界”。
人们一旦接纳某种观点就会生拉硬拽地找到其他一切可能的东西来支撑这种观点，即便有更多的、更有分量的相反证据摆在面前也会被忽略。为了说清楚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培根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在教堂看画，画中是一些因祈祷神保佑船只安全而生还的人。身边的人问他是否相信了神的威力，他反问道，“那些祈祷后仍被淹死的人又在哪儿呢?”
培根进一步批驳一切迷信，包括占星、解梦、抽签诸如此类，都如出一辙，人们撇开与己不合的见解，只接纳与己相合的。这一深刻洞见在李普曼的《幻影公众》中被引用，以展现人认识世界的有限性和与生俱来的偏见。在李普曼的另一本著作《公众舆论》中，他将培根的“四幻像学说”演化为“拟态环境”理论和“刻板印象”理论，成为传播学基础理论的组成部分。
“四幻象”并非不能克服。在培根看来，只要我们弄清错误产生的原因，找到正确的方法，就可以超越“幻象”，获得可靠的知识。这种方法就是“归纳-演绎法”，是所有真理的根基和源泉。
值得一提的是，弗兰西斯·培根的“四幻象学说”并不是批判人类固有偏见的源头，我们还可以向上追溯到13世纪的罗吉尔·培根。罗吉尔提出人类认识真理有四个主要障碍，包括：1、迷信脆弱且不恰当的权威;2、长久的习俗;3、无知民众的意见;4、以虚夸的智慧掩饰无知。
今天，当我们谈论沃尔特·李普曼对传播学的贡献时，不该忘记弗兰西斯·培根;谈论近代经验论创始人弗兰西斯·培根的伟大时，不该忘记科学实验的前辈、破除人性偏见的先驱罗吉尔·培根。可见，人类知识的传承与发展是一条长长的链，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超越。
知识就是力量：当下的反思
从实用主义出发，培根在17世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可谓振聋发聩。数百年间，在这句话的感召下，人类摆脱了无用的形而上学，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借助科学、技术两翼齐飞，人类发展不断提速。培根至今的四百多年，刚好与近代史开启并伴随科技大发展同步，这四百多年人类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成就远超以往数千年。
在赞美“知识就是力量”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反思，它是否过于强调知识的“学以致用”，而忽略了知识的“学以致知”?
古希腊哲学家对知识大多持“学以致知”的态度，也就是为了求知而求知，这种超功利的求知态度造就了希腊哲学史上一座又一座高峰。中世纪神学也是一种学以致知，不同的是，它混杂了人生得救的热望，最终走向了狂热与虚幻。16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知识的实用性特点越来越突出，培根吐出六个字——知识就是力量，惊醒众人!知识终于从天国重返人间，成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人类谋福利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然而我们不该忘记知识，尤其是哲学知识，在产生之初本是一种增进智慧、陶冶性情的崇高学问。数百年来，知识的本来面目遮蔽于功利诱惑的面纱下，眼看着人类为了追求利益不惜代价。其实，知识不仅是征服自然的力量，也是人类心灵的栖居之所。知识不仅是工具和手段，也是目的本身。
如今人们在学习一门知识的时候常常会问，学它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把知识当成了工具。当求知被赋予了明显的功利色彩，以至于求知过程变得枯燥和煎熬之时，我们需要走出自己的洞穴，结束坐井观天的状态，唤醒求知最原始的价值内涵——求知不仅为了有用，还因为求知本身就是目的，求知的过程就是快乐的、愉悦的。
另一种反思在于，知识作为一种力量是否已被滥用?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上万年，敬畏自然的历史漫长而悠久。近代以前，人类敬畏自然，以谦卑和恐惧的心态面对自然;数百年来，人类看到并挖掘出自身的巨大潜力，它如此强悍，使人类自我膨胀，要求控制、利用、指挥自然;面对日益恶化、枯竭的自然资源，也许未来终有一天，膨胀的人类终会意识到，知识的力量并非是一种可以无节制、无底线滥用的力量。尽管我们还在不断掌握知识这种力量，但如何运用好这种力量，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与大自然和谐共生，需要人类拥有更高的智慧。
先生说：“佛教也有去虚妄，求正见。般若就是智慧知识。和培根很有共通点。在爱智者和求智者的眼中，智慧的力量高于一切。若有机会在赫拉、雅典娜、维纳斯之间做选择，没啥好犹豫的，肯定选雅典娜。”
1、奎纳尔·希尔贝克、尼尔斯·吉列尔：《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下》，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4月版。
2、赵林：《西方哲学史讲演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3、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年6月版。
4、罗伯特·C.所罗门、凯瑟琳·M·希金斯：《世界哲学简史》，梅岚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
5、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
6、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光明日报出版社，贾辰阳、解本远译，2014年1月版。
7、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版。
8、伯特兰·罗素：《哲学简史》，伯庸译，台海出版社，2017年3月版。
9、威尔·杜兰特：《哲学家》，刘军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