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作者：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1684年，康熙帝南巡，到曲阜祭祀孔子，孔尚任被举荐在御前讲经，得到康熙帝的褒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1694年，孔尚任与顾彩合作的戏剧《小忽雷》在北京演出。1699年，孔尚任升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完成了戏剧《桃花扇》创作。孔尚任其他著作还有《出山异数记》、《湖海集》、《享金簿》等。
桃花扇简介：《桃花扇》所写的是明代末年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全剧以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展现了明末南京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揭露了弘光政权衰亡的原因，歌颂了对国家忠贞不渝的民族英雄和底层百姓，展现了明朝遗民的亡国之痛。
《桃花扇》是一部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重大事件均属真实，只在一些细节上作了艺术加工。以男女情事来写国家兴亡，是此剧的一大特色。该剧作问世三百余年来长盛不衰，已经被改编成黄梅戏、京剧、话剧多个剧种，频频上演。
内容概要
明思宗崇祯末年，“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来南京参加科举考试，落第未归，寓居荧愁湖畔，经杨龙友介绍结识李香君，两人情好日密。订婚之日，侯方域题诗扇为信物以赠香君。
当时隐居南京的魏忠贤余党阮大铖正为复社士子所不容，得知侯方域手头拈据，遂以重金置办妆奁，托其结拜兄弟杨龙友送去以笼络侯方域，意欲借以缓和与复社的关系，被李香君看破端倪，义形于色，退回妆奁，阮大铖因此怀恨在心。
李自成攻占北京，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登基，改元弘光，擅权乱政，排挤东林、复社士子。时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兵逼南京，弘光小朝廷恐慌。因左良玉曾得侯方域之父提拔，侯方域遂写信劝阻，却被阮大铖诬陷为暗通叛军，侯方域为避害只身逃往扬州，投奔督师史可法，参赞军务。阮大铖等逼迫李香君嫁给漕抚田仰，李香君以死相抗，血溅定情诗扇。后杨龙友将扇面血痕点染成桃花图，这就是贯穿全剧的桃花扇的来历。
阮大铖邀马士英在赏心亭赏雪选妓，被李香君趁机痛骂以泄恨，但仍被选入宫中教戏。李香君托苏昆生将桃花扇带给侯方域，侯方域回南京探望，却被阮大铖逮捕入狱。
清军渡江，弘光君臣逃亡，侯方域方得出狱避难栖霞山，在白云庵相遇李香君，在张道士点醒之下，二人双双出家。
《桃花扇》描写了一个朝代的灭亡，造成这个朝代灭亡的原因不是某一个人的过失，承担最后悲剧结局的也不是一个人，而面临悲剧命运进行抗争的也不只有一个人。所以，从悲剧主体来看，《桃花扇》的悲剧主体带有群体性的特征。它描写的是群体的悲剧。在个人与历史的对抗中，人的力量永远也无法最终战胜宇宙和历史，也永远都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所以，个人的毁灭是必然的。在揭示了这样一种必然的结果后，《桃花扇》所展示的实际上是在注定的悲剧结局下个人的命运史。剧中的人物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作者原谅了他们的这些错误，而向更深的层次寻求原因。从这样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桃花扇》是一部命运悲剧。人物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而造成悲剧命运的原因，正如前所说，不是个人，也不再是社会，而是历史的必然的力量。
与主流的大团圆结局戏曲不同，《桃花扇》是少数能够将悲剧精神贯彻到底的作品之一。作者看到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如意，但并没有企图掩饰或弥合这种不如意，作者与处于其中的悲剧人物一起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悲剧性事件，是否有一个可以指向完美的解决办法，到了戏曲结尾，作者没有而且似乎也不愿意再为这些不幸的人物寻找出路了，他通过人物的悲剧性结局更加清晰和残忍地向人们展示生活中存在的对立和分裂，并且，这种对立和分裂是无法弥合的。
梁启超赞叹道：“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真可谓冠绝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