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帮忙，武汉能够过关!”镜头里的钟南山，眼眶含泪，话语深沉。
如果不是背景提示，不是你了解他的信息，你或许很难想到：这竟是一位84岁的老人了。
已经说不清楚，这是钟南山第几次走上前台。
时光荏苒。
整整17年前的正月初三，钟南山临危受命，出任广东非典医疗救护专家组组长。
这是一种全新的病症，当时连致病原因都搞不清楚。它来势汹汹，许多冲在一线的医生，都倒在未知病魔面前。
钟南山却对广东省卫生厅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我不是不怕死，只是仗着自己身体好。”钟南山说。
那一年，他67岁。
还是这年的4月12日，疫情蔓延，民意沸腾，谣言如惊涛拍岸。新闻发布会前，钟南山被授意“不要讲太多。”
当他发言结束，有记者大声追问：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钟南山再也忍不住了，大声炮轰：
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
我们顶多叫遏制，不叫控制!
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
举国哗然。发布会第二天，卫生部换帅。月底，履新海南省委书记才5个月的王岐山，“火线”就任北京代市长。
又一个春节。
当有专家言谈“未发现明确人传人证据”，还是84岁老人第一时间，确定“新型冠状病毒能够人传人”，并首度透露有一名病人感染14名医生!自此，之前云蒸雾绕的一线迷情，被迅速廓清。一条条密集的快讯，开始分秒必争，向全国扩散。
此时此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亿万中国人捧着手机，守候家中。他们心焦虑着，似乎没有任何人，能比这位老人更能带来安慰。
无他，只因他的名字叫钟南山。
他的名字，等同真话。
没有什么，比真话更能照亮这长空。
1月18日，84岁高龄的钟南山奔赴武汉
钟南山，一个大气而恬然的名字。钟南山多牛呢？下面就来详细叙述钟南山事迹，带你解密不为人知的故事。
传统文化中，南代表着向上的能量。山的南面，是为阳。
1936年10月20日，35岁的钟世藩迎来第一个孩子。钟家两代单传，此子的到来，被视为分外珍贵。而正处战乱之年，孩子的到来，也带给这个家庭无限勇气。
为他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凑巧的是：孩子出生的南京中央医院，恰好坐落于南京钟山的南面。
就叫钟南山怎么样?钟世藩灵感所至，与妻子商议，二人一拍即合。
陶渊明诗云“悠然见南山”，但这位南山的成长，却一波三折，步步惊心。
钟南山出生第四个月，日本就轰炸了南京。钟家毁于一旦，襁褓中的钟南山，幸得母亲和外婆拼命抢救，才从废墟中逃过一劫。
1937年7月7日，钟南山还未满周岁，父亲又带一家老小，随国民政府西迁的20余万大军离开南京，前往贵阳。沿途颠簸，风餐露宿不在话下，事后看，在南京城破前夕离开，又算逃过一劫。
但抗战时期的贵阳，仍时时被战火和硝烟笼罩。
1943年一个星期天，父母带着钟南山和他的妹妹到公园游玩。这时传来尖锐刺耳的空袭警报声。几人来不及跑到防空洞，就在父母带领下躲进附近玉米地。很快，远处近处传来一阵密集的轰炸声。待到一家人安然赶回家，却见自家房子化为一片断垣残壁。此时的感慨，唯有劫后余生的庆幸。
贵阳生活很辛苦。民间有顺口溜：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钟家全家老小，一顿饭能有块酱豆腐下饭，已算美餐。
这困顿，一直到抗战结束才稍有好转。1947年，钟世藩举家再迁广州时，钟南山已经11岁。
这是个严父慈母的传统家庭。
也是后来广东医学界的名门。
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是厦门鼓浪屿名门廖家之后。在那个年代，可算勇于打破时代藩篱的新女性。她求学协和医学院高级护理专业，毕业后由当时卫生署派至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
父亲钟世藩，同样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赴美国取得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创办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成为全国最早创办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之一。
钟南山(后排右一)妻子李少芬(后排右二)，父亲钟世藩(前排右一)母亲廖月琴(前排右二)
都说虎父无犬子，但在这对学霸父母养育下，年少的钟南山，却极尽顽劣之能事。
他是家中长子，行事霸道，比如吃饭时鸡蛋他要最大的，吃肉他也要夹最大块。
他崇尚武侠之浪漫，12岁那年，趁家中无人，竟找一把大伞，模仿影片中的大侠，从三楼上跳下去。原本幻想像游侠一样空中飘荡，却不想伞边向上翻卷，而他本人重重坠落地上。万幸，下面是草地，腿和身体没有大碍，钟南山瘫在地上足足有一个小时，才缓解剧痛站起来。
他学习稀烂，小学就留级。从贵阳到广州升了四年级，却整天贪玩，升级考试未能过关。
多年后，再回顾钟南山这段“无法无天”的岁月，却不难发现，“顽劣”性格另一面，或许正潜藏着独当一面、敢言敢行的底色。
与此同时，父母的人格投影，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浇灌这位少年的心性。
2008年5月，已经72岁的钟南山在一次演讲中，这样回顾母亲，“我到现在还记得妈妈是怎么对待其他有苦难的人。”
那时年幼，周边邻居常有人家贫穿不起衣服，母亲便常拿出衣服，接济乡邻。
1955年，钟南山考上北京医学院，而他在华师附中的一位同学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却家境紧张，窘迫下向钟南山开口：“能不能借我点钱，我坐火车没有钱。”
钟南山回家将此事告诉母亲。母亲很为难：“南山，你不知道，我们为了准备你的钱已经很困难了……”
却不想，就在钟南山出发前几天，母亲再度将他叫到面前，手里拿了20元钱，对他说：“把这些钱拿给你同学吧。”这几乎是当时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
如果说母亲教会了他善良，父亲则指引了他的人生。
父亲是有名的儿科专家。从年少起，钟南山便耳濡目染父亲专注救人的医德才学。晚上，也常有家长带孩子去他家问医。几天后孩子康复，家长非常高兴，不苟言笑的父亲也露出开心的笑容。
这笑容感染了钟南山，他那时就有强烈感受：做医生能帮助别人，得到社会尊重，这是一份有价值的事业。最终跟随父母走上这条并不平坦的道路。
对于想要继承医者衣钵的钟南山，父亲也是寄望颇深。
1971年，钟南山于北京医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11年后，回到广州，任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住院医师。
一天，一向不爱说话的父亲突然问了他一句，“南山，你今年几岁了?”
钟南山没明白父亲用意，恭恭敬敬回答：35岁。
父亲深深叹了口气：唉，都35岁了，好可怕……
父亲再未多说，钟南山却彻夜难眠，他明白父亲的苦心，是担忧他碌碌无为一事无成。相比同年龄段的优秀医生，他的差距太大了。
这句话，钟南山记了一辈子。也是从这一年起，他奋起而为，他的医学事业由此启幕。
1979年，钟南山迎来命运的转折。
那时的他，已经43岁了。
这一年，他通过国家外派学者资格考试，争取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英国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赶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及伦敦大学呼吸系进修。
这一代人，被运动耽搁了很多时间，这正是他充电补强的机会。
到异乡他国，遭遇的首要难题就是语言关。此前英语考试，钟南山只拿到52.5分。
怎么办?先练听力。头几个月，每天做完实验后，晚上都要再加一个小时，练习听力。反复听磁带，边听边写。为此，他竟记了好几打笔记本。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钟南山还透露一件隐情。为练习英文，他就用英文给国内的父亲写信。每次父亲回信总将信封塞得鼓鼓。原来，父亲在英文回信之外，还把钟南山的去信一并寄来了，并用红笔对每句话字斟句酌地修正。哪里表达不当，哪里表达不清楚，批改得一清二楚。
就这样持续一年多，钟南山的听写能力迅速提升，可以和英国人基本无障碍交流了。
而接踵而来的问题，再度令钟南山压力山大。
依照当时英国法律，中国医生资格是不被承认的，无法单独为病人治病，只能以观察者身份参与查房和实验。
而在钟南山导师弗兰里教授看来，不实际操作很难学到内容，于是他致信钟南山——不需要在英国待两年，待八个月就可以了。
钟南山很焦虑，甚至后来面对非典等疫情，也未曾带给他这样的不安。他担心就这样无所成绩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
1980年1月6日，钟南山与导师弗兰里第一次会面。教授说，“你先看看实验室，查看病房，一个月后再考虑做些什么。”会见只有短短10分钟，对方的淡漠却激发了钟南山的好胜心。他打算拼一把，向弗兰里证明自己的能力。
有天，他和英国医生查房时，发现一位患肺原性心脏病的亚呼吸衰竭顽固性水肿病人，引发医生关注。这位病人已使用一周利尿剂，水肿却未见消退，命悬一线。
医生主张继续增加一般性利尿剂量，钟南山却另辟蹊径，运用中医辩证法，断定病人为代谢性碱中毒。他主张改用碱性利尿剂治疗，以促进酸碱平衡，达到逐步消肿效果。
改用钟南山治疗方案后，患者中毒症状完全消失，通气功能改善。这一次“小试牛刀”，令英国人对钟南山刮目相看。
为验证导师一项名为“一氧化碳对人体的影响”的研究，钟南山更直接以自己为实验体，吸入一氧化碳，抽血化验。实验持续两三个星期，他吸入的一氧化碳之多，相当于一小时抽60多根烟。
最终，该实验在证实弗兰里教授演算公式的同时，也发现其推导的不完整性。
弗兰里看了结果非常高兴，论文最终在英国医学委员会发表。之后，弗兰里问钟南山打算干多久，钟南山反揶揄他说“您不是说只给我八个月时间吗?”弗兰里立即纠正，“不，你爱干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英国留学两年间，钟南山通过与英国同行合作，先后取得6项科研成果，完成7篇学术论文，其中4项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及糖尿病学会上发表。
1981年，当他婉拒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极力挽留他在皇家医院工作的机会，决意回国，导师弗兰里特意给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写去一封热情挚诚的信：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从未遇到过一个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
那天晚上，钟南山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
“我终于让他们明白了中国人还是有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中国人的骄傲。”
也是从那时起，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条：相信实践，敢于质疑，不迷信任何权威。
归国后，钟南山因在呼吸科方面的研究和专业水准，很快声名鹊起。
但让他“红”到圈外的，却是非典时期的敢言能为，力杠权威。
那是2002年12月22日，医院接诊了一个来自广东河源的肺炎病人，病情很奇怪，持续高热，且用各种抗生素都不能缓解症状，只好加急转诊过来。“才短短几天，肺就全白了，肯定不是一般细菌感染。”
2天后，河源传来消息，之前接触过该病人的7名医务人员和一名家属都发病了，症状和病人一模一样。
钟南山考虑会不会是急性肺损伤，就试用皮质激素进行静脉点滴注射。
他判断病情已是中末期，胜算不大。但意外的是，到了第二三天，病人情况明显好转。在先后治疗六七个病例后，钟南山摸索出一套治疗和康复的办法，后总结出“三早三合理”的经验。
然而，到了1月18日，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来到他面前。
国家疾控中心从北京发来报告称：从广东送去的两例“非典”死亡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里，在显微镜下看到非常典型和清楚的衣原体颗粒图像。当天，新华社向全国发布消息：近期一直困扰广东人民的“非典肺炎”病原体基本确定为衣原体。
这一信息也被央视在新闻联播中报道。全国各类传媒纷纷转载。人们也得到极大振奋，从人性来说，人们都愿意相信积极的消息。
压力是巨大的。
衣原体并非新发现的致病源，也有较好治疗方法，这意味着离战胜它为时不远。
但是，临床经验告诉钟南山：如果是衣原体感染，患者应伴有上呼吸道炎症，且抗生素应该有效。然而，钟南山所接触过的“非典”病人，均无这些特征。如果按照应对衣原体的方式去治疗，采用皮质激素反倒会助长传染，会被严格杜绝。若如此，大量命悬一线的生命，还有没有希望挽救?
怎么办?当时，钟南山是广东“非典”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他的态度至关重要。就在整个广东都望向他的时候，这天下午，钟南山明确表达态度：
衣原体可能是送检两名死亡病人的致死原因之一，但非病因，临床症状不支持衣原体感染的结论!
这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抗拒全国舆论。
有朋友悄悄问他：“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有一点点不妥，都会影响院士的声誉。”
钟南山回答：“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他记得父亲给他的告诫，任何时候，都要诚实、鲜明地亮出自己观点。
2月26日，国家疾控中心再次报告检出衣原体，并肯定衣原体是“非典”致病原，并有人带话给广东方面，要求他们统一口径。
但一众医生在钟南山激励下，坚守住了实事求是的底线。他们依旧采取自己疗法，应对未知病魔。更有医生激动表达，“如果SARS病原体是衣原体，宁愿把脑袋割下来!”
与此同时，钟南山牵头，与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合作，开始攻关非典病原。
3月25日，美国国家疾控中心和联合攻关的相关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
4月11日，钟南山牵头的课题小组也收获成果，也从40余例非典型肺炎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和双份血清检测中，分离出两株冠状病毒。
事实证明，他们的坚持，是对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钟南山还面临一个困局：因北京专家对病原体判断有误，先前重视不足，病毒已扩散，全国人心惶惶。另一方面，仍有官员宣称“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要不要说真话?
钟南山左右为难，去北京参加全国新闻发布会前，他特意到父亲坟前默立了许久。
答案我们都知道了。他打算不悖良知，“当时全国疫情都在蔓延，我在的呼研所医生都倒了20个了，实在不能扯淡。”
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
正在这次发布会上，他说出了本文开头所提的惊人之语。疫情，根本没有得到控制!
由此，全国应对非典的局势，陡然加压。
当人们敢于直面问题，才能向着解决问题，迈出坚实的步伐。
而钟南山当时所在的呼研所，也开始显现治疗成效：因其收治皆为重症病人，到4月中旬，101名重症病人，已有87人康复出院，抢救成功率达到87%。
整个非典期间，他们院创造了全国最高的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超过香港。这一经验迅速普及，及至非典后期，因应对有效，人们对非典的恐惧已烟消云散。
5月16日，美国西雅图由全美胸肺科学会举办的2003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钟南山关于《中国“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发病情况及治疗》专题学术报告，赢得全世界各地1200多名专家学者的掌声。
第二天，美国电视专栏《今日美国》对此详细报道，认为“中国大陆SARS的发病率已明显下降，令人鼓舞。”
大会主席比思尔教授在总结中更强调，“我们获得了防治SARS经验的最新报告，亚洲经验将为全球应对SARS的有效控制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这一年，钟南山成了应对非典的中国英雄。
他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唯一的特等功，又被授予国内卫生系统的最高荣誉称号——白求恩奖章，还被评为了“感动中国2003年度”十大人物之一。
光环总是明亮的、暂时的，对于钟南山来说，更为真实的生活，是旷日持久的辛劳。
为应对非典，时年67岁的钟南山曾连续36个小时不眠不休不下火线，为此，累得自己也感染普通肺炎。怕引起外界误会，他将自己隔离家中，自己给自己挂吊瓶诊治，5天痊愈后，又匆匆赶回诊室。
同样少有人关注的是：非典之后，当全中国都松一口气，这位老人又返身踏上新的征程。
他早过了退休年龄，却很多年没休息过了。
“我有周六和周日，但我要干活。”
近年来，他把专业方向放在慢性阻塞性肺炎的防治工作。该病在中国超过1亿人患病，是中国人第三大主要死因。而这，也是他在英国留学时的研究方向。
如今，他的研究小组，已经首次从流行病学证实，生物燃料可引起慢性阻塞性肺病，并首次发现两种含硫氢基的老药，可用于预防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发作。
关于此病，世卫组织的治疗指南只针对有症状的人。但是，当患者有症状再去看病，肺功能往往损坏一半以上了，已经失去最佳治疗时间。
2017年9月7日，钟南山、冉丕鑫有关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论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噻托溴铵的一组患者和使用安慰剂的一组患者相比，肺功能改善率明显提升，从一般的50-60ML提高至120-170ML。成果引发全球呼吸疾病领域的轰动。
而钟南山及其团队相关成果，被写进世卫组织编撰的新版慢性阻塞性肺病全球防治指南，两篇论文分别被评为《柳叶刀》2008年度最佳论文、2014年度国际环境与流行研究领域最佳论文。
这被钟南山视为非典之后，最为欣慰的成绩。
相比于他的术业有专攻，同样还有很多今天年轻人所不知的，是钟南山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后的一次次公开发炮。
非典后，他曾深刻思考，“个别领导的问题，我想关键是选拔方式问题。为什么有的官员只是对上负责，因为上面对他将来的提拔、发展有好处，他工作出发点是对上面负责，而不是对下面负责，向群众负责。我觉得还是要有上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一致性。否则就像这次有的官员一样，最后是要垮台的，免职的。
2006年两会，他质问药监局领导：“一药多名”、“换个名字就涨价”的批号是怎么拿到的?
在禁烟的问题上，他公开说：相关机构又管卖烟又管控烟，这怎么可能?这完全是对立的事情!
2008年6月，他批评珠三角空气污染：“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的!”
2009年，他在两会上批评部分代表“10分钟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对自己极尽吹捧吹嘘之能事。”
2010年，他炮轰一些党报刊登性病广告：这些性药、保健品以中药名义出现，实则含有西药成分，因剂量成倍添加，极易损害健康。为此他曾筹备六年寻找证据，亲自买下保健品带到药监局检测，形成议案上会诤言。
2011年，一个烟草公司的专家因降焦减害当选院士，他又批评：
降焦减害，还成为院士，这太荒谬了。降焦是做出来了，但重要的是，焦油降了，危害并没有减少，所有的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企业用降焦的噱头作宣传，卖得还更好了!
2013年，他大声疾呼，健康远比GDP重要，提出“雾霾比非典更可怕”，引发争议。
他多次呼吁公布PM2.5数据，指出，“灰霾(雾霾未引发重视前的称谓)与肺癌有莫大关系!”
当时方舟子与他论战，认为他夸大危害。钟南山则有理有据回应，“PM2.5直接侵入肺中，人体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对PM2.5没有任何过滤。”两年后，世卫组织将雾霾列为一级致癌物，印证了钟南山的观点。
2014年两会上，他“炮轰”五年医改没有明显突破。“看病难、看病贵没有明显缓解。”
这也是多年最令他心焦的话题之一。
有记者问及暴力杀医、伤医，他曾这样说：“我国的医疗体制被推向市场之后，好处是有了竞争，使医疗质量有了很大提升。但不好的是，医疗公益性减弱、政府投入减少，病人看病都要自掏腰包，这些因素把医生和患者推向了对立面。”
他为过度医疗、医生见利忘义现象心寒，但又无奈承认“现在我国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收入80%以上药靠医院创收，这种市场化必然会对医德形成挑战，乱开药、乱检查也就不足为奇。”
他有个心愿，持续加大政府投入，“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医疗公益性的加强，减少医院对药品加成和其他经济利益的依赖，这样医生才能从自己做起，修复治病救人的正气。”
2016年，钟南山80岁。那年生日，他收到一份礼物。一幅字，四个字，“敢医敢言”。
晚年的钟南山，俨然超脱他早年的医者形象。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莫过于此。
或许，他在以另一种形式，践行他少年的豪侠梦想吧。
可人们终究忘了：钟南山也不过是一个人。
前不久，朋友圈狂刷钟南山的健身图。人们赞叹，这位名满天下的学者，是健身能手，原来也曾是名“运动员”。1959年，23岁的钟南山，在首届全运会上，他以54.4秒的成绩刷新了男子400米栏全国纪录，并夺得男子10项全能冠军。媒体还热赞：这是运动世家。前述全运会上，钟南山还与妻子李少芬结缘。
李少芬，1952年，16岁的她就成为中国女篮首批队员，1964年摘获匈牙利、法国、罗马尼亚、中国四国篮球邀请赛冠军，现为中国篮协副主席。
他们的女儿钟惟月也不简单，曾获短池游泳世锦赛100米蝶泳世界冠军，1994年更曾在短池游泳锦标赛上打破世界纪录。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热传的健身照，很多也是前些年照片了。
“非典”及之后的繁忙工作，已令钟南山身体大不如前。
2005年，他得了心机梗阻，做手术装了支架;
2007年还出现了心房心房纤颤;
2008年，他得了甲状腺炎，短短两个月瘦了10斤;2009年又做了鼻窦手术。
如今，又十年过去，再强壮的肉体，也经不起时间与辛劳的磨砺。
明白这些背景，或许你才更难理解：他为何，还要拼命向前呢?
一切，就像一场轮回。
将时间倒回1976年，那是75岁、已经退休的钟世藩伏案图书馆，正用一只放大镜阅读文献。
他的眼力大不如前，只能经常盖着一只眼睛，只用一只眼睛阅读和写作，而让另一只眼得到休息。后来，因患白内障，视力很差，写作时几乎整个脸贴在桌面上。
他在全力书写最后一部心血之作《儿科疾病鉴别诊断》。
那时，钟南山很不理解父亲：“你身体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写书，就不要写了吧?”
钟世藩的回复简单，甚至有些“粗暴”：“不写书做什么，难道要我等死吗?”
1987年，临去世前一天，钟世藩还在跟钟南山讲：用电磁场来切割病毒的液体，让病毒产生一些变化，看看这样会不会对病毒有杀灭作用。
他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无力回天。面对死亡，他镇定吩咐儿子：“找人弄来电磁铁，准备做下一步的实验。”
2019年，钟南山面对央视采访时，首度吐露了他对这位不善言辞、既敬又怕的父亲的心声：
爸爸你曾经说过，一个人来到世上，留下一点东西，这辈子就不算白活了。
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我慢慢懂得了，你的愿望我已初步实现。但是我还是不会满足，我有两项工作还没完成，要是这两项工作我达到了以后，那我是真正地达到你的要求。
毕其一生，有位父亲以他近乎枯燥而又伟大的言行，塑造了儿子的高度。
钟南山没有透露两项工作是什么，但他晚年曾多次谈起最后的奋斗：
“第一就是促进呼吸中心全方位建成;第二，我已经研究了26年的抗癌药，我希望把它搞成，现在已经走过大半路程;第三，我希望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早诊早治，形成一个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一个治疗思想。”
如今，三个追求尚未实现，当武汉告急，当全国警报，当前线专家也因感染新型肺炎而倒下，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又一次义无反顾，扛起历史的重担。
接到通知后，1月18日傍晚，买不到机票，便像普通乘客挤上傍晚5点的高铁列车，火速赶往武汉。一路上只靠着后背，合眼略作歇息。
他再度使出全力与病毒赛跑：在武汉奔赴多个医院了解疫情后，19日又赶往北京，参加国家卫健委会议;20日只休息4个钟头，便从早上6点开始工作.....25日再匆匆赶回广州，奔赴一线救治新型肺炎重病患者。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过：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
而这种勇敢，从不是一个人，而是持续地燃烧在他们之中堪称脊梁的那批人身上。
他们如风中之火弥足珍贵，亟需一个民族以推崇良知与公义的热掌，小心呵护。
“人不只生活在现实中，也生活在理想中。”钟南山说。这是他中学老师的赠语。
他已为子女和孙子孙女留下寄语：你们要记住，钟家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要永远有执着的追求，第二，办事要严谨实在。
他已将对父亲的致敬，有力传递给下一代。
祈愿先生再度凯旋。
亦愿未来中国，更有千千万钟南山。
钟南山办公桌后面的窗台上，摆着一个长方形匾额，上书“勇敢战士”四个字，那是广州市护士学校学生送给他的。而条幅右边写着钟南山说过的一句话：“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冲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