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来，一度满屏皆是清宫剧，“皇阿玛”、“皇阿哥”、“格格”、“奴才”等称呼不绝于耳，让人不由感慨清朝未亡，还活在荧屏中，还活在21世纪，还活在人们心目中。在众多清宫剧中，圣君贤臣，家国情怀，儿女情长，一幅煌煌大清、繁荣昌盛的盛世图景跃然荧屏之上。
但我们都知道，荧屏中君圣臣贤的盛世大清并不存在，事实上乾隆之后不久中国迎来百年屈辱，一段让人不忍回想不堪回首的历史，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其中，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之后，中国迎来残酷的军阀割据与混战，期间也损失了不少疆土，于是这让不少人回顾百年屈辱史时，不由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清朝没有灭亡时，还能保持一个完整中央政府，还能保持领土完整，因此如果清朝不亡、没有发生辛亥革命，在清廷的领导下，中国局势不会变差，不会出现民国军阀割据，领土不会遭到损失。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清末局面早已给出了答案！
欲要探究这一话题，首先需要从清朝地方督抚权力变化说起。
清朝初期，实行的是督抚制度，即总督与巡抚掌管地方大权，与六部一个级别，但由于督抚权力过大，为了牵制督抚，于是又设置了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布政使掌管官员考核与财政，直接隶属于吏部与户部，按察使掌管刑法，直接隶属于刑部，两者分割督抚权力，但都不属于督抚属官。因此，地方没有财权，没有财权就没有后勤，自然就无法举兵造反。
与此同时，地方总督是最高行政首脑，统帅本省文武军民，但同时中央又在各省设置了藩、臬、将军等官职，分别直接对中央六部负责，以此分化督抚权力防止督抚坐大。因此，地方督抚也没有足够的兵权，基本不可能拥兵自立或谋反，除非地方相关官员全都与他一条心。
因此，在清朝中前期，中央政府对全国的军事、政治、财政等都是直接控制，各省督抚完全听命于朝廷，没有独立的军权和财权。但太平天国运动后，八旗军与绿营不堪重用，光靠满蒙势力已经无法维持统治，于是咸丰三年下旨允许组织地方武装——团练，“自募勇营”以自保，以此来遏制太平天国。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地方督抚逐渐掌握了军权、财权，扩大了人事权，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独立王国”。
对任何一个王朝而言，团练都是一剂美味的毒药，或许可以镇压叛乱势力，但之后容易尾大不掉，清朝团练就是如此。
清朝士兵的胸前衣服上，写“兵”字的属于正规军，一般是指绿营，写“勇”字的是清末才出现的团练，是雇佣性质的半常备武装，有事招募，事毕遣散，集则为勇，散则为民，半兵半农的性质，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勇营性质的武装。
随着湘军的兴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也倒逼清朝军事制度的改变。曾国藩总结湘军特点是：“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其中的“不为遥制”就是不能远程控制，连统帅、大帅都不能遥制，更别说朝廷了。为了更加有效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将大批军事将领授予总督巡抚之职，而督抚直接统领当时最能打的勇营，也就实际上掌握了部分军权。后来，朝廷还给了督抚节制绿营的权力，让督抚手中的军权进一步变大。
总之，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李续宜等汉人武装集团迅速崛起，尤其是湘军制度很快就代替了绿营制度，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部的世兵制。与现代不同，古代是谁招募往往听谁的，因此朝廷兵部很快就只拥有名义上的调兵权，实际调兵权归于地方官员。到了光绪末年，清廷更是一兵一卒全都要依仗地方督抚，比如朝廷就根本指挥不动李鸿章的淮军，只有李鸿章才能指挥得动。
我们都知道，战争打的是后勤，如果没有后勤的话，手中兵力再多也枉然。那么，地方督抚是如何掌握财权的呢？
太平天国之前，清政府的财政就已陷入困境。根据文献记载，咸丰继位之初，户部存银仅有187万两，各省上缴的税款在起运途中的只有225万两，两者相加也不过是412万两，不够户部半年的支出。但太平天国爆发后，到1852年底时户部所支付的各种“靡饷已至2963万余两”。随着太平天国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清朝中央财政根本无力应对，于是为了应对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下令各地“就地筹饷”，使得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被改变，地方督抚逐渐有了自己掌握的财政收入。
清朝地方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筹饷：一是加重旧税，突破康熙“永不加赋”限制；二是开办新税，其中最主要的是设卡征收厘金，江北大营就是通过厘金征收维持的；三是自办捐纳，咸丰三年曾国藩奏请“准令臣随处劝捐”，开了地方可以公开卖官收钱的先例，后来各地都设有捐纳机构。
地方督抚有钱之后，就可以完善自身后勤系统，比如在就地筹饷过程中，湘军设立了军事局、转运局、粮台、善后局、筹防局、防营支应总局、军装支办总局、造制药铅总局、收发军械火药局等机构，形成了独立于户部之外的后勤保障系统。因此，有人说曾国藩如果造反的话，成功的概率极高，完善的后勤系统是重要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兴起后，户部又被迫允许督抚就地筹款。于是，地方督抚不仅保留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厘金、捐输等权力，而且财政收入途径进一步扩大，包括常例征收的剩余部分、部分关税、田赋附加、官业官股收入、发行纸币、铜元余利、举借外债内债。
太平天国之前，清朝督抚保举人数有限，雍正时针对地方急迫的官职，总督可以保举三人，巡抚可以保举两人，其余还是由吏部选取。但太平天国运动后，大批的官员被革职或是被杀，于是清廷不得不屡屡下诏要求督抚不拘资格保举人才，比如1861年咸丰命令督抚要“不拘资格”保举武职人员，左宗棠担任巡抚、安徽巡抚李续宜就是曾国藩保举的。
与此同时随着督抚权力的增加，下面的办事机构随之增多，所需人员也在不断增加，于是出现了督抚擅自任命下属官员的情况，而朝廷对此则只能默认。《清史稿》记载：“时督抚权宜行事，用人不拘资格，随时举措，固不能以大计举例绳其后也。”毋庸置疑，督抚自行任命的基层官员，自然对其拥有更高的忠诚度，而对中央可能就未必是忠臣了。
太平天国期间，崛起的地方武装领导基本都是汉人，而后来这些汉人督抚保举与自行任命的属官，绝大多数又都是汉人，这就与清朝“防汉制汉”政策相违背。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后，清廷企图逐渐收回权力，但问题在于旧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地方督抚也不愿手中权力丧失，害怕清廷秋后算账，而且当时与西方交涉的事情基本都是地方督抚处理，于是最终朝廷不仅没能收回权力，反而让地方督抚掌握了更大的权力。
掌握了军权、财权，扩大了人事权之后，地方督抚实质上已经属于“独立王国”，义和团运动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主要由汉人或地方督抚操办，导致慈禧太后与西方列强之间缺少顺畅的沟通渠道。由于西方公使团又对慈禧囚禁光绪政变后的新政权，以及对“己亥建储”持蔑视态度，导致清廷以为列强有推翻慈禧太后、复辟光绪的企图。
义和团爆发后，慈禧态度模棱两可，一方面迫于列强的压力，计划对义和团镇压，但一方面想要利用义和团泄愤，给西方列强施压，让他们改变“推翻慈禧、复辟光绪”的政治意图，于是对义和团的政策是“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导致义和团运动声势日益高涨，让西方列强惶恐不安。
为了应对义和团，顺便进一步攫取利益，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帮助平叛为由，组成了八国联军，同时要求慈禧立即镇压义和团运动。这时，清政府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有的认为立即镇压，有的认为静观其变，有的认为顺应其变等等，最终各行其是。更为严重的是，清廷对于各地方督抚的“逆旨”行为都置若罔闻，概不追究，也就是说地方督抚抗旨不遵，中央却没有丝毫处罚，这不仅让地方督抚看到了清廷的虚弱，也让地方尝到了甜头。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向万国宣战，邮政大臣盛怀宣立即下令各地电信局将清廷“召集义和团民及宣战诏书”扣押，只传给各省督抚，并建议他们不要服从命令。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获悉后，立即回电朝廷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幕僚刘学询还给孙中山写信说：“李鸿章因为北方义和团运动想要广东省独立，想要以您为助手，请立马来广东协同进行。”
随后，盛怀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等，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行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太后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最终在数日之后在上海签订《东南保护约款》，史称“东南互保”。之后，四川等地也加入互保，于是“互保”的范围就扩至东南、中南乃至西南了。
毋庸置疑，东南互保运动是各督抚长期掌握大权，长期酝酿、谋求自保的结果，反过来也可以看到清末时期各省早已成为一盘散沙。尽管李鸿章、张之洞等有着很高的政治威望，一定程度上还能将东南、中南、乃至西南各省裱糊在一起，但对于漠北、西北各省等边疆地区却影响力不足了。更何况，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去世之后呢？群龙无首之后的一盘散沙，中央又软弱无能、无力，只能是被西方列强轻松各个击破。
综上可见，民国时期军阀割据的根源，其实早在清朝时期就已埋下，到了清朝末期朝廷已经无法命令地方了，各地督抚已是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国内局势没有比民国时好。如果清朝继续存在，那么依旧改变不了这种“督抚专权独立”与清廷无力指挥地方的局面，更何况清朝还存在满汉矛盾，因此清朝继续存在的话，中国应该只会更糟糕，甚至因为清朝对列强一贯的软弱本性，还会损失更多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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