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北宋名臣范仲淹所书《岳阳楼记》中的名句。这句话既寓意着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政治抱负，也传达出他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生活态度。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
岳阳楼记局部，图片来自网络
断齑画粥，安于贫乐
范仲淹字希文，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命并不好，两岁时父亲范墉去世，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人朱文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以朱说这个名字行世，对自己的身世毫不了解。
继子的身份，让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毫无快乐可言。但生活的困顿却抵挡不住他对知识的渴望，在母亲的教导下，如饥似渴地学着各种知识，《宋史》称他少有志操。
某次，他劝朱家兄弟不要挥霍浪费，结果人家怼他：我自用朱家钱，与你何干？
范仲淹一脸惊愕，这才了解到自己本姓范，籍贯苏州。这一年，他二十二岁。
知晓自己凄凉身世的范仲淹，感伤过后擦干眼泪，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投师当时的大学者、教育家戚同文门下，日以继夜地奋发图强，即便是冬季，他也会以冷水洗面进行刺激，以保持头脑清醒。
期间生活清苦，却不改其乐。因食物供给不足， 为维持生计，他每天都会熬一锅粥，搁一晚上，待粥凝固成块后，拿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充作主食。佐菜吗，更简单！切几根咸菜就算完事。将粥块加热一下，就着咸菜送入口中，就是一顿美餐。后世传为佳话的划粥断齑的故事，就是由此而来。（此事有多种说法，这里从《宋史》所载）
划粥断齑，图片来自网络
当地官员听说了他的事迹，特地派人给他送吃送喝，以示鼓励。范仲淹一概谢绝，表示一但品尝了美味，以后对着白粥腌菜就难以下咽了。
宋太祖赵匡胤对科举制度的革新，打破了阶层限制，为寒门弟子打开了上升通道。范仲淹恰好赶上了这样的好时光，是自己的刻苦有了获得回报的途径。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荣登金榜，由寒门子弟一跃而成进士，得授广德军司理参军。两年后，因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就此归宗，恢复范仲淹之名，其母朱氏则早在任官之初就被接到身边进行奉养。
刚正不阿，不畏强权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经过调查发现当地的海塘年久失修，经常危及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本不是他职责范围所应管的事，可他却秉承一颗公心，主动上书请求重修海塘。朝廷为此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海塘重修工程。其后，这条海塘被称为范公堤。
范仲淹与岳阳楼，图片来自网络
天圣五年（1027年），因母丧丁忧于应天府，南京留守、知应天府晏殊，请他出山执掌应天书院。在位期间，他以身作则、勤勉督学，使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夯实了其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或石鼓书院）并称四大书院的地基。
即便此前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底层官员，当下还是个丁忧在家的在野人士，却从未熄灭心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辉理想，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才能让国家强盛。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先忧后乐思想的锋芒初现。
同年，经由宰相王曾及晏殊的举荐下，被征召入京，出任秘阁校理这一专司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相当于皇家图书馆图书管理员的官职。官位虽然不大，不过至少是升为了京官，能有机会面圣了，一个刚正不阿的孤臣形象就此诞生。
天圣七年（1029年），不顾有恩于他的晏殊的劝阻与反对，一意上书要求秉政的皇太后刘娥归政于已然成年的宋仁宗。当唐吉歌德是要付出代价滴，结果自然是毫无意外地被扫地出门，调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
明道二年（1033年），刚调回京出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先是强迫宋仁宗遣使视察、安抚灾民。当年冬与郭皇后有隙的宰相吕夷简，借郭皇后误伤仁宗一事，发起废后。认定此事大为不妥的他当庭与吕夷简对喷，将对方驳得无言以对。公然顶撞宰相，自然没有好果子吃，回京不足半年的范仲淹又被外放为知睦州。
景祐三年（1036年），上年再次因功回转京城的他，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任人惟私，再次对宰相开火。他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不过此时范仲淹的同情者已然众多。于是乎双方围绕用人问题，攻讦不断。在宋仁宗的干预下，最终以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出京，吕夷简罢相，朝廷下诏禁止朋党而告终。
不足十年间，三次大起大落，看得旁人心惊胆战。为此身为好友的梅尧臣作《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
范仲淹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他却从不怯懦，亦不后悔。回作同名的《灵乌赋》，斩钉截铁地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尽显为民请命的高风亮节。
临危受命，震慑西夏
宝元元年（1038年），夏国王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正式与北宋决裂，为逼迫北宋给予西夏平等地位，屡屡犯边。
康定元年（1040年），李元昊亲率大军攻宋，在三川口一举击溃宋军主力，随即迫近西北军事重镇延州（今陕西延安）。
边事吃紧朝廷再次想起了范仲淹，将召他回京，晋升龙图阁直学士，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
三川口之战后，延州外围堡寨多被西夏夺取，夏军旦夕之间就可直插到延州城下，严重威胁到大宋西北地区的战略安全。刚上任的范仲淹迎难而上，主动请知延州，获朝廷批准，出任边防主帅。
到任后，他一改军队旧制，将手下的一万八千兵马，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施行分部训练，并以敌之寡众灵活出兵，令其轮流御敌。并培养和重用狄青、种世衡等有才干的将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两宋时期文尊武卑，文臣大率都看不起赳赳武夫，动辄打骂、降罪，范仲淹却不在此列，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就对他很是器重，亲自授之以《左氏春秋》，告诫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受此器重，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终成一代名将，并成为北宋以武将任枢密使的第一人。
针对外围被西夏控制的现实，他多次顶住朝廷的压力，根据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采用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工事，配以训练有素的延州西军，以小踏步前进的方式，将战线推回到横山一线，使延州转危为安。
《三朝名臣录》引《名臣传》云：仲淹领延安，养兵畜锐，夏人闻之，相戒曰：‘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为老子，大范谓雍（注：前任延州知州范雍，对三川口之战负有领导责任）也。
范仲淹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好水川之战前，他认为战机还不成熟，坚决反对夏竦出兵伐夏之议，然而夏竦一意孤行，致使宋军损兵折将再输一城。夏竦贬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也受牵连，降为耀州知州。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夏主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双方会战于定川寨，宋军第三次大败。获胜之后，李元昊继续挥师南下，兵锋直指关中，陕西大震。关键时刻，时任庆州知州的范仲淹领军，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夏军问讯撤出边塞。
战后，宋仁宗欣赏范仲淹军事才能，加封他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旋即升任陕西路安抚使。龙图老子的声名在外，宋夏交界地带的各部羌人闻讯纷纷前来归附，西军名声大振。
《宋史·范仲淹传》称：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也即范仲淹到任后，直至庆历和议，李元昊向北宋称臣，西夏军队都不敢再轻易入犯。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范仲淹足能当之。
迎难而上，主持革新
加强中央集权，北宋政府采用增设官位、增加办事环节等方法，以图让百官的权力相互制衡，军事上改唐代府兵制为招募制，用以安置流民等社会不安定人员。如此一来国家的人力成本和行政成本大幅度抬升，冗官、冗兵、冗费这困扰有宋一朝三百年的三冗问题就此诞生，由此又导致积贫、积弱这两积。三冗两积引起对外用兵特别是对西夏用兵屡战屡败，而这又反过来加重三冗两积。
宋仁宗赵祯赵官家，这位北宋第四任皇帝心地善良，性子也好，可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位好好先生，搞清楚导致国家积弱根源后，他打定主意要对三冗两积发起攻势。
宋仁宗想改变现状，但他是皇帝，应当垂拱而治，以展现官家应有的谦谦风度，同时也需要找好合适的替罪羊，以便必要时候丢车保帅。总之在改革一事上，他是不可能赤膊上阵，亲自冲锋陷阵的。
选来选去，最终选中了范仲淹。
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告一段落，国内迎来难得的和平时期，觉得改革正当其时的宋仁宗召回范仲淹，任命其为参知政事（相当于主持工作的常务副相），授予他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剳，使疏于前等恩遇。
当是时，朝中各种势力错根盘节，宋仁宗又是典型的耳根子软。所以范仲淹对改革的前景并不看好，直言：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
但架不住皇帝有个赐专座，又是给予笔墨伺候的超高礼遇，加上他也看不惯那帮暮气沉沉的老油条子，感动之下毅然决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架势，勇挑重担。
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改革主张。十件大事，除了改革军制争议太大，其他的都被采纳了。
范仲淹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整顿吏治，限制冗官以提高行政效率是改革的核心。为此在任免官员时，范仲淹但凡发现有不称职的，绝不姑息的将其一笔勾去。
同为革新派成员的富弼见此不无担忧地说：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的回答很简练、很直白，也很不留情面：一家哭总好过一路哭。（路为宋代的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省）
如此做法，自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噬，从一开始反对之声就不绝于耳，随着改革的推进阻力越来越大，当年范仲淹毫不退缩，好在有宋仁宗的黑哨护佑。
常规手段奈何不得范仲淹的反对派，终于祭出了大杀招——指着革新派成员结党。臣子结党是宋仁宗最讨厌的行为，关键时刻欧阳修这位革新派大佬，又闹幺蛾子，挥毫写就《朋党论》给反对派送上了一记神助攻。
《朋党论》一出，天下为之侧耳，庆历革新也宣告终结，革新派纷纷被踢出朝堂。其中范仲淹被罢相，贬为邠州知州。欧阳大佬也被赶到滁州，当他的醉翁，写他的《醉翁亭记》去也。请范仲淹给岳阳楼作文以记之的滕宗谅（字子京），也因此被贬到岳州，开启修重修岳阳楼的工程。
创立义庄 泽被后世
从参知政事变回地方官，落差可谓是一泻千里，然而范仲淹并未埋怨消沉，也未消极怠政。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是他此时心境的写照。
庆历六年（1046年），因身体问题，他由邠州调任邓州，在任期间，百姓安居乐业，名声有口皆碑，设立花洲书院，使邓州文脉大振。朝廷一度欲将他调任荆南，邓州百姓殷切挽留，最终被留任。
花洲书院，图片来自网络
皇祐元年（1049年），转任杭州知州。次年两浙大饥，范仲淹在常规的发粟救济之外，创造性地大胆采用大兴公私土木，纵民竞渡，主动提高谷物价格引导商贾输粮这荒政三策，成功的保证了杭州的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史载：是岁两浙惟杭州民不流徙。
调任杭州时，范仲淹年已六十有余，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遭其严词拒绝，然而旋即他出资又在苏州购买良田千亩。不是说不买吗，怎得自己就买上了？这是不是想做那啥，立那啥啊？
非也。同殿为臣的富弼给他写的《范文正公行状》中，提到：在杭，尽以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
原来，他购买良田，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用作奉养范氏族人，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供范氏族人聚族而居的义庄。此举开中国古代非政府慈善机构——义庄的先河。
千亩良田是笔巨大的财富，为防止不肖子孙在其中作奸犯科，他作《告诸子及弟侄》一文，深情地回顾了自己为官的初衷，并告诫亲族：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敬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以入家庙乎？
并作《六十一字族规》《家训百字铭》等家训族规，通过以身作则，砥砺家风，使得范氏家族成员以清廉、奋进闻名于世。
为保障义庄正常运转，范仲淹又亲手订义庄规矩十三条，规定义庄运作的基本原则，包括米绢钱发放的对象、数量、方式、管理、监督等事项。
办完这件大事以后，他拖着年迈体弱的身躯，继续奔波大宋官场，为大宋的政治清明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皇祐四年（1052年），调任途中逝于徐州。
小结：
范仲淹的一生，可以说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格言，展现得淋漓尽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畏强权、不阿于上，以秉持着强项直臣的治世态度，行走于官场，关键还能力超群，下马能治国，上马能安天下，每任一职都有所建树，以至于所到之处，土人多有为他立范公祠以资纪念。
范仲淹像，图片来自网络
相对于他显赫的功绩，个人生活却显得十分平淡，甚至令人颇感悲悯，先忧后乐是范仲淹思想的精髓，然而那个乐字似乎从来就不曾跟他结缘，反倒是那个忧字却像狗皮膏药一样一直紧紧地贴着他。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的早逝是他一生的遗憾，《告诸子及弟侄》一文中就有所述及。忠心为国，却换来数起数落，临终都没能重新回到朝堂歇歇。为官数十载，家底丰厚，却安于清贫，将所有俸禄全都投在了奉养范氏一族的范氏义庄，蔡襄称他公薨之后，独无余资。
1052年范仲淹逝世， 1127年北宋灭亡，1279年南宋灭亡，1368年元朝灭亡1644年明朝灭亡，1912年清朝灭亡，而他一手创设的范氏义庄，终结于民国末年。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他的苦心造诣，增强了在苏州府聚族而居的范氏族人，抵御人为、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了范氏族人的繁衍昌盛，使得范氏家族在此后的近千年间人才辈出，长盛不衰。也创下了一个历经近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的不朽传奇，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范文正公千古！